西北漢簡一百年

時間:2014-05-05 08:33來源:根據張德芳教授講稿改編 作者:穆野/改編 點擊: 載入中...

西北漢簡

 

  竹木簡牘,承載了保存中國歷史文化的重任。


  近代以來,甘肅、新疆發現大量漢代簡牘。


  簡牘的使用年代在古書里很早就有記載。《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的“冊”就是簡牘用兩道編繩聯起來的形式,而“典”則是雙手奉冊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紀。如果這個記載不誤,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紀,竹木簡牘就已作為文字的載體進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這個過程經歷了多長時間


  上世紀初在樓蘭、尼雅出土的魏晉文書中,除了木簡外,還有大量紙文書。學術界一般認為,這一現象說明紙張和木簡正處在相互交替的過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如此看來,從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4世紀的2000多年間,是簡牘時代。2000年間,中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國的古代典籍得以傳世,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知識得以繼承弘揚,是竹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


  當然,甲骨、縑帛、金、石、玉、磚、瓦、陶、璽印、封泥、錢幣等等,也都附著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們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場合。只有簡牘,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簡易、書寫適宜、傳遞便捷、保存長久等特點,因而成為華夏民族找到的最適合的書寫材料。


  文字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形態,而文字的載體則各民族各地區因時而宜因地而宜。華夏族選擇了竹木簡牘,它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不絕。


  西北簡牘的發現以1949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西北簡牘發現的第一階段

 


  在前一階段,開始是在清政府風雨飄搖、國勢衰微的情況下,外國考察家、探險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對大量千年古跡瘋狂盜挖,所獲文物陸續成了西方列強博物館的藏品。最早的樓蘭、尼雅魏晉文書和敦煌漢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與世人見面的。后來是在“五四”以后中國知識界已經覺醒的情況下,由中國學術團體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組織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從1927-1935年歷時八年進行了科學考察,著名的居延漢簡就是在這次考察中發現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進行了第一次中亞考察,在新疆尼雅遺址掘獲魏晉漢文木簡40余枚和佉盧文木簡524枚,法國學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對此進行研究,先發表在1905的《亞洲人雜志》上,后又正式刊于1907年出版的《丹丹烏里克、尼雅與安迪爾發現的漢文文書》一書中。斯坦因將之附于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闐考》一書之后。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樓蘭掘獲120多枚漢文木簡和36張紙文書以及大量佉盧文木簡。他將這批出土文獻委托德國人卡爾。希姆萊進行研究,希姆萊去世后,又轉交另一位德國漢學家奧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漢文寫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這批文獻。斯文赫定自己撰寫的《我的探險生涯》也記述了樓蘭簡的發現發掘過程。


  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亞考察。他在新疆重新發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蘭和樓蘭遺址,并于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長城烽燧,掘獲了大量漢簡,經沙畹整理釋讀后于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獲漢文文書》,公布了708枚漢簡的釋文和圖版。2004年7月,英國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聯合召開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漢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后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所獲敦煌漢簡未曾刊布的2300余枚,可見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在敦煌掘獲的漢簡總數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亞,重訪新疆尼雅、安德悅、米蘭和樓蘭遺址后,從1914年5月起,經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線漢塞烽隧再次挖掘外,還在黑城地區(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鶻文文書。這次掘獲的166枚漢簡先交沙畹考釋,沙畹逝世后,又轉交其高足馬伯樂繼續工作。其時,中國學者張鳳在法國受業于馬伯樂,回國時帶回了馬伯樂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所獲簡牘照片和出土編號。1931年,張氏在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其中將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獲簡影匯為一編,并對第三次發現的簡文作了考釋,讓國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這批簡牘的全部內容。而馬伯樂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遲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倫敦出版。


  居延漢簡的發現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幾批漢晉簡牘的發現有著不同的國際國內環境。首先,它不同于清末民初那種外國探險家利用中國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隨意胡挖濫掘的盜掘行為,而是由章程和協議規范約束的科學考察;其次,考察團團長由中瑞雙方共同出任,考察團成員由中外科學家共同組成;再次,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考察成果由雙方發表。尤其重要的是所獲文物必須留在中國,不許帶出國境。考察團的考古學家有瑞典的貝格曼和中國的黃文弼。黃文弼先生曾在樓蘭土垠遺址發現漢簡72枚,而貝格曼則在居延地區掘得漢簡10200多枚,這就是著名的居延漢簡,是有史以來出土數量最多且內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發現。兩漢的居延地區隸屬河西四郡的張掖郡。兩漢政府不僅在此先后設置了居延縣、張掖居延屬國,還修筑障塞烽隧,設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駐守。這10000多枚漢簡就是當時管理和駐守此地的軍政系統留下的歷史檔案。


 

建國后西北簡牘的發現與發掘

 


  1949年以后,陜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陸續發現,但較為重大的發現大都集中在甘肅,下面分地區敘述之:


 

武威漢簡

 


  武威漢簡武威簡主要包括《儀禮》簡、王杖簡和醫藥簡。《儀禮》簡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發現的。整理者根據內容和形制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本378簡,有《士相見》、《服傳》、《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燕禮》、《大射》七篇,除《士相見》一篇完整外,其余六篇均有缺失。乙種本只有《服傳》一篇,37簡,同甲種《服傳》內容相同,只是簡形短小狹窄,字小而密。丙種本34簡,《喪服》經一篇。根據陳夢家先生研究,武威簡本《儀禮》既不是今文的兩戴本,也不是劉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慶氏禮的一部分,對于我們研究《儀禮》的版本、流變、思想內容和文字訓詁具有重要意義。王杖十簡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該地發現《王杖詔令冊》26枚。二者互為補充,記錄了兩漢時期尊禮高年、優撫老人的詔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關系的重要資料。武威醫藥簡,1972年出土于旱灘坡東漢墓。共92簡,包括30多個醫方,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針灸科等。總共用藥100多種,其中見于《神農本草經》者69種,見于《名醫別錄》者11種,兩書未經記載者20多種,是我國醫學的重要遺產。 (責任編輯:陳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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